就文本本身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至少可以推出鲁迅、路翎、穆旦、曹禺、杨绛、张爱玲等诸多并不逊色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第一流的文学大家。仅就当下中国文学来说，如果非要推举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的话，当然是非杨绛莫属。不仅如此，杨绛还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创作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一位。
去年，《北京文学》以一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道出了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中国文学的一种失落、一种尴尬。而在笔者看来，百年中国文学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缺席，并不是因为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文学文本本身，不能够与国际水准相提并论；而是由于文本之外的种种原因。
笔者认为，就文本本身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至少可以推出鲁迅、路翎、穆旦、曹禺、杨绛、张爱玲等诸多并不逊色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第一流的文学大家。仅就当下中国文学来说，如果非要推举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的话，当然是非杨绛莫属。不仅如此，杨绛还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创作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一位。
新中国成立前的杨绛，是以高品位乃至最高品位的幽默戏剧崛起于中国文坛的。她创作于40年代上海沦陷区并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效应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堪称是中国戏剧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戏剧中的并蒂奇葩。而存在于杨绛的《称心如意》、《弄假成真》连同《游戏人间》、《风絮》等戏剧作品中的，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于人性本能或本能人性中的势利与虚伪的解构与解嘲；对于美好爱情与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肯定。
《称心如意》中的女学生李君玉，因父母双亡从北平来到上海投奔舅舅和舅老爷。舅妈们先是为能够抢到君玉这个不花钱的劳动力而你争我夺，接着又出于对自己的婚姻或家人的考虑，把君玉推来推去。经过从大舅家到二舅家再到四舅家的团团转，君玉最后被作为负担转嫁给了积存有大笔财产却一毛不拔的孤老舅爷徐朗斋。不曾想，这位脾气古怪的孤老舅爷偏偏与心地善良、善解人意的君玉建立了深厚的隔代亲情，并决定让她继承家业。一直在觊觎舅老爷财产的娘舅姨妈们出于嫉恨，又开始狼狈为奸陷害君玉，结果只能是再一次地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从而玉成了君玉与男友陈彬如的美满婚姻。
同样是表现宗法制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弄巧成拙、弄假成真，《弄假成真》于《称心如意》的连环套式的戏剧结构之外另创一格，于一个家庭两种境遇的鲜明对比中，写尽了既存社会与既有人生中的反人化、非人化的虚伪之势利与势利之虚伪。剧中的破落子弟周大璋，冒充富家公子博得了地产商张祥甫太太的喜欢，赢得了张家小姐婉如的芳心，企图通过与张家联姻跻身于上流社会，却遭到了张祥甫极力反对与阻挠。寄居在三叔张祥甫家里的小商店女店员张燕华，出于对于堂妹婉如的嫉妒和对于冒充富家公子的周大璋的“爱慕”，不惜背叛挚爱着自己的冯光祖，向周大璋谎称自己也有大笔财产要去继承。正为张祥甫的反对与阻挠灰心失望的周大璋竟然信以为真，与张燕华闪电式旅行结婚共度蜜月。直到最后的真相大白中，一对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的新婚男女，才发现相互之间一个没有家业，一个没有嫁妆的“彼此彼此”。好在两个人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在失败中表现出了对于喜剧性结果的承认与担当。
对于自己“存在还原”式的写实戏剧，杨绛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存在着恩格斯所说的“自我规定的意志”的人道之光的，借用她在《读〈柯灵选集〉》一文中所认同于柯灵的八字真言，就是“灵动皎洁、清光照人”。杨绛在《〈喜剧两种〉一九八一年版后记》中，对于自己戏剧作品中的“灵动皎洁、清光照人”另有说明：“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当年身为“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的杨绛，所持存的于既有社会与既有人生的本能之人性或人性之本能的局限与残缺中，发现与升华人化的追求和人性的美好的自由心态和幽默情趣；到了建国之后的“明朗的天”里，反倒遭遇到了剥夺与扼杀。杨绛连同一切政治轨道之外的男女知识分子文化人，所剩下、所得到的，只有赤裸裸地被当众施以精神强暴和灵魂虐杀的异化之人权和非人之人格。正如她在长篇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所交待：“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比之于《洗澡》来，杨绛先后写作出版的自传性文本《干校六记》与《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更具有“存在还原”的写实写意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在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杨绛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所遭受的赤裸裸的精神强暴和灵魂虐杀，一时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极限境地。她先是被“揪出来”挂牌认罪扫厕所；接着是挨打受罚剃“阴阳头”；再接着是戴高帽子挂牌“游街”；后来干脆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再教育。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所换来的最终结果，却依然是认同并坚守着本能人性和人性本能的杨绛，对于改造者的全盘落空与彻底失败的毫不含糊的表白与宣告：“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读杨绛的《干校六记》与《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笔者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路翎的经典小说《王老太婆和她的小猪》。路翎笔下的王老太婆，本是一个与鲁迅笔下的单四嫂子和祥林嫂相仿佛的愚昧者。这位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婆，没有了任何亲人，唯一的寄托，就是靠着用二成利息买来的一口小猪，能使自己死去时有一套尸衣、几张纸钱。为此，她简直是怀着一份母爱来喂养她的小猪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冬夜，王老太婆为追赶小猪，跌倒在泥泞之中，再也没有能够爬起来。是作者路翎以其“深湛的人情味”（语出唐是《路翎与他的〈求爱〉》，文载1947年《文艺复兴》4卷2期），虚拟性地渲染出了一种人性的辉煌，并以此来礼赞与安顿这位孤苦伶仃者的受难的灵魂：一方面，绘出了王老太婆临死前精神恍惚中片刻的“欢畅”：幻见美丽的外孙女，捧着光洁的大冬瓜来到她身边；耳边又响起了自己孩童时期曾唱过的孩子们整齐的歌声……；另一方面，作者又告诉读者，王老太婆的小猪在她死后，“悄悄地跑了过来，挨着她的身体在泥泞里睡了下来”。（参见笔者《灵魂的试炼人性的辉煌———解读路翎》，文载《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比之于路翎笔下无知无识的王老太婆，拥有着“自我规定的意志”和大彻大悟的博爱与慧心的杨绛，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个奇迹，一个极限。就是这样一位“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伟大女性，在神州大地遍地红的年代里，却遭受着比王老太婆的孤立无助、穷困潦倒更为残酷、更为荒诞的强制异化：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并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杨绛毕竟不是路翎笔下的王老太婆，她不需要虚拟性的人性的辉煌和心灵的寄托，因为她能够凭着自己“自我规定的意志”中的人道之光，也就是自己“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博爱与慧心，于乌云蔽天中发现人世的美好和人性的辉煌：“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在杨绛所发现的“好个新奇的世界”里，有乐于助人的“送煤的老田”，有“公然护着我”的“大娘”，有与作者“颠倒过来”的管理员小刘，有“到厕所来的”善良者，有发还译稿的“学习组长”，有“难而又难的难友”，有“披着狼皮的羊”……这一切的一切合在一处，就是原本就擅长于在既存社会与既有人生的本能之人性与人性之本能的局限与残缺之中，发现与升华人化的追求和人性的美好的杨绛，在文革时期对于“乌云的金边”的有所发现；和在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与幽默心态的后文革时期，对于这“乌云的金边”的从容绘写：“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出自杨绛笔下的这种真正达成了“存在还原”的本体论意义和本体论价值的写实与写意，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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